《技术垄断》总集篇
摘录
- 我们的发明只不过是手段的改进，目的却未见改善
- 如果某事能够做，那就应该做
章节
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批判
“他们接受的将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塔姆斯法老
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记载了埃及法老塔姆斯的故事，塔姆斯的朋友特乌斯发明了文字，并向塔姆斯炫耀，声称文字可以”增加埃及人的智慧，强化他们的记忆，找到了改善记忆和智慧的担保书”。塔姆斯提出了怀疑，”技艺发明人并不是评判发明利弊的最佳人选，只有使用者才能作出恰当的评判。识文断字的人可能不再使用记忆，而是成为健忘的人。他们接受的将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
塔姆斯的故事背后传达的是一个直到现在都很为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技术本身有其导向，而不受发明技术的人的控制，这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尤其重要。尽管特乌斯信誓旦旦地认为自己看到了文字的无限好处，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让人们都用文字来去做他认为重要的事情。特乌斯希望人们用文字来记录和传播真理，却忽视了文字是否会代替真理本身。换言之，技术在被创造出来之后，事实上就不再受发明者的意愿而控制了，技术不是中性的技术，它会按照自己内部的属性去改变一切。
弗洛伊德说：我们的发明只不过是手段的改进，目的却未见改善。毋庸置疑，技术在过去几百年取得的成就让每一个人惊叹，新技术必然会源源不断的出现，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暂时放下对于新技术的狂热，相对冷静、客观地衡量技术带来的利弊。也就是说，抛去手段，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些目的是否因为手段的改变而变得有所不同。
发明文字的人一定没有考虑到，文字会重塑我们的世界，而不仅仅是使“口头语言世界的智慧更为广泛地传播和更久地保存下来”。当然，文字做到了这些，但是事实上文字最后却改变了“真理”、“智慧”这些词汇原有的意义。或许在口头语言的时期，德高望重的老者记忆中的内容就是所谓的真理，但是文字出现后，有文字记载的内容将会取而代之。这些内容到底出自哪里根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这两者之间出现冲突时，哪一种会被认为是真理。或许文字的出现还不能明显地体现出这些差别，但是在古登堡时代，这一切将会被改写。空前数量的印刷品远超过了一个人能掌握的所有内容，并且彻底地改变了我们对于“真理”的定义。
上述分析表明，一种媒介不仅仅是一种媒介，新旧媒介之间的竞争（例如口头语言和文字，以及印刷文化）也不仅仅是媒介的竞争。我们应当意识到，每一种媒介都有一种意识形态偏向，而媒介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背后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在印刷机对手抄本发动攻击时，实际上还是背后的印刷文明对传统文明的攻击。每一种技术对于一些东西有着自己的想法，当他们与旧技术进行竞争时，实际上也是改变人们对于这种东西的理解的过程。现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iPhone改变了我们对于智能手机的定义。在iPhone出来之前，我们可能对智能手机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是iPhone出来之后，我们认为，这就是智能手机，或者说，智能手机就应该是这样——一块完整的电容屏，不需要其他多余的按键。
尽管有很多用于特定环境的技术改进，他们大多数只对某一特定领域的内容产生影响。不过在很多研究该领域的科学家看来，技术和自然界一样，也是有生态的，一项技术不会独立地被创造，它的出现将对整个生态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一种新技术并不是什么东西的增减损益，它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一切。在现代，我们经常考虑的一件事是网课对于大学教育会带来哪些方面的改善或者坏处。但是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原因就在于，网课有可能重塑整个大学的教育体系（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大的趋势了，我敢说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看网课的时间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在大学课堂上听老师讲课的时间），被重塑后的体系甚至可能会以网课为主，大学课程的设立将建立在辅助网课的基础上。尽管大学的体系目前看上去和几十年前似乎是一样的，但是并不是说没有这种改变的可能性。所以当我们把目光稍微拉远，就会发现之前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大学认为大学生就应该按照学院的安排，按照时间来一节课一节课地按部就班的学习，但是网课不这么认为。网课认为大学生就应该随时随地，想什么时候学任何内容，就可以去学。
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身边的一切，不仅仅是物质上，更包括我们日常的概念——也就是我们的世界观。跨越两千年，我们却更应该静下来倾听塔姆斯法老的告诫，因为我们已经来到所谓“技术垄断”的时代的十字街口。
第二章 从工具时代到技术统治时代
对于时代的分类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例如石器时代、工业时代和钢铁时代等词汇从小就出现在我们的教材当中。清楚的分类可以清晰地体现出某些新事物的发现对于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同样，基于技术对人类文化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把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
一切工具使用文化的主要特征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发明工具的目的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解决物质生活里具体而紧迫的问题（例如风车用来提水灌溉、碾磨谷物），二是为艺术、政治、神话、仪式和宗教等符号世界服务（例如教堂）。这两种工具的共同特点都是并不会侵害它们所进入文化的尊严和完整性。这些工具顺应发明者的思想，只为了发明者的目的而工作，它们不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导向，而是遵循着发明者的意愿而工作。当然也有极少数工具会影响着人们的信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武士刀，围绕着武士刀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武士道精神理念。但是，这些工具并不会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它们所象征的精神都是人为规定，完全处于社会体制或宗教体制的管束的。武士刀自己不会让武士们起来反抗封建君主，要怎么做还是完全依赖于使用者的自由想法。这也是工具使用文化的社会的共同点。
西方技术统治文化始于中世纪的欧洲，那时出现了三大发明：机械时钟，古登堡印刷机以及望远镜。机械时钟始于修道院，本来是修士们为了确定每天敲钟的具体时间而发明的，但是修士们没想到的是这项发明最终却改变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现在需要根据时钟的时间同步进行起居修炼。到了1370年，查理五世让全巴黎市民根据皇宫的钟表时间来调整自己的作息生活。人们发现统一的钟表时间对于商业活动有着绝佳的好处。最后，本来被发明用于服务上帝的发明证明它自己本身更加偏爱金钱。
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以及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当然，第谷和开普勒也没有望远镜，但是第谷自己创造的天文观测仪器也能观测到相当好的结果）都对中世纪的欧洲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讽刺的是，无论是古登堡还是伽利略，他们本人都无意造成这种冲击，甚至会反对这种冲击。哥白尼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这一辈子只出版过一本书，那就是《天体运行论》。事实上哥白尼本人并不怕教会的惩罚，并且这本书在出版后几乎没受到教会的任何处分，这可能是因为哥白尼本人应该根本没想过要和教会对抗什么，他本人并不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会瓦解神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开普勒则更进一步。他虽然在科学上提出了开普勒三大定律，为后来的万有引力定律和整个物理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但是其本人却还是一个典型的中世纪人。但是有一点例外：开普勒认为神学和科学应该加以区隔，“我尊重教士，但是我在哲学上证明，地球是球体，有两极，在宇宙中小得微不足道，在众多的星球之中快速漫游。”
开普勒的观点提出了技术统治论的基石：区分道德价值和思想价值。开普勒本人是路德教徒，在他被罗马教廷赶出教门后仍然真诚地信仰着上帝，他把太阳作为圣父和造物主的象征。但是虽然他本人也对计算得出的椭圆形轨道很不满意，但是他仍然不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修改自己得出的结果。这也体现了科学和神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将这种矛盾更为清晰地表现出来的人是伽利略。伽利略发明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文望远镜，而他所观测到的结果将成为整个神学的痛苦不安之源。伽利略虽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明确对《圣经》表示异议，认为教士没有资格对自然现象发表意见。
伽利略1642年去世，这一年艾萨克·牛顿出生。虽然牛顿本人更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牛顿所点燃的名为现代科学的火焰却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燃烧了整个旧世界。他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但是他们所构建的科学全部只关乎真理，而不关乎权力。他们本人是工具使用文化时代的人，但是他们却为技术统治论奠定了基础。
培根可以说是技术统治时代的第一人，尽管他本人几乎没有从事任何科学领域的研究，他提出的一系列科学的方法却比任何人更接近现代。他十分明确技术对于文化的影响，在《新工具》中提出了经验主义的哲学方法，他要论证建立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上的科学归纳法才是我们认识世界最好的工具。培根十分重视发明对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并且提出了很多促进科学和发明的主张，他的很多主张在今天已经成为了科学事业的基石。培根是技术统治时代的第一位学者，但是许多人加入他的行列还要等待很长的时间。但是趋势一旦形成，就再也不可逆转，人们逐渐形成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理念，作为知识结晶的各种发明创造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相信教会力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走上了技术统治论的不归路。
第三章 从技术统治时代到技术垄断时代
到十八世纪末，技术统治论已经步入坦途，而十九世纪的一系列广为人知发明将开始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这些发明包括留声机和电报（19世纪30年代）、转轮印刷机（40年代）、打字机（60年代）、跨洋电缆（1866）、电话（1876）、电影和无线电报（1895）。19世纪人们发明了“发明”本身。在这时期人们产生了两个理念：一是如果某事能够做，那就应该做。另一个是我们不再将人视为上帝的子民，而是视为消费者，这无疑是技术进步的最佳动机。
在技术统治时代，各种技术的出现冲击了旧的社会体制，直至其瓦解，并在其上诞生了更适合各种技术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传统世界观却并没有完全消亡，原因十分简单，技术统治时代的公民知道，科学技术并不能给人提供生存的哲学依据，它们仍然只是我们用来完成各种工作的得力助手，所以他们仍然紧守着父辈们的哲学。尽管宗教所赖以生存的自然观已经坍塌，但人们仍然从中寻求生存的意义，他们仍然继续相信工具应当是自己的奴仆，而不是主人。这在今天可能更为明显，今天AI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冲击着各个领域——尤其是在不久前还被人们认为是只有人类才能做的领域，人们开始游行抗议AI，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技术不仅不再是人们的奴仆，甚至打算完全取代这些曾经的主人。
技术垄断兴起后，传统世界观完全消失，因为技术垄断清楚任何替代它的选择。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对此做出了精彩的描述，不断进步的技术有其自己的思想，它重新定义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和一切，并且清除任何其他选择。就在前几年，我们还认为AI不可能进入人类最宝贵的艺术创作领域，但是事实却证明，AI可以并且做的相当好，或许几年后我们对艺术创作的定义就将完全改变，原来的艺术创作者们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辅助AI创作的机器。
在几百年前的中国，人们可以知道，自己从出生到死去，社会基本上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尽管有，那也只是因为掌权者的改变带来的自然更替，换句话说社会完全在统治者的掌控之下，我们可以通过掌权者的想法知道社会的大致走向——掌权者的无能也是一种体现，起码我们能知道社会又要开始不安定，宫廷又会出现权力斗争。但是在今天却完全不一样。看似是统治者们在掌权这个社会，但是说实话没有任何人知道未来会是怎样的，我们完全被技术的发展拖着走，所谓的政策大多数是某些技术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后做出的反应。任何技术都能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
美国是第一个进入技术垄断时代的国家，他们的国民性也十分适合这种文化。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中明确提出管理的本质意义就是要解决劳动生产率最大化的问题，他认为人的批判并不稳妥可靠，因为其中主观性的内容太多。不能计量的东西要么不存在，要么没有价值。在量化的科学管理下，工人自己不必思考问题，而只需要按照按照工厂的标准去行动，而所谓工厂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技术能够最大化发挥的标准，本质就是技术自己“思考”出来的标准。
过去一百多年的学术研究冲击使得原有的信仰体系完全消亡，尼采宣布“上帝已死”，而达尔文的进化论更是给几千年的神学画上了句号。我们只剩下一个可以信任的东西，那就是技术。虽然我们不知道灵魂、天堂和神灵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飞机可以飞翔，抗生素可以治病，计算机能够毫不出错地完成任务——只有人会犯错。技术高歌猛进，传统信念贬值，这一切都将技术统治文化推进到了技术垄断文化。
第四章 难以把握的世界
“任何愚蠢至极的思想都会有人相信，你总是能找到一个教授相信这样的思想。”——门肯
在当今社会，互联网已经成为了我们了解社会的最大来源。尽管我们本身并未接触过的知识，如果其中展现出了一些所谓的科学研究手段，我们就会深信不疑地奉为真理，尽管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任何作用都没有的屁话。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技术的运行和上帝之道一样，即令人生畏，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又十分神秘莫测。
在技术统治时代的早期，学校成了技术统治文化的第一种世俗管理机构。学校使一些信息的流动变得合法化，也就是那些他们认为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而另外一些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信息被排除在体系之外，尽管在这方面可能会有许多书籍，但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并不会接触这些信息。这样，学校就成了管理信息生态的手段，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免疫机制，启到了筛选信息的功能。
19世纪电报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切。在电报之前，信息的流动速度只能和火车一样快，每小时56千米。在这个时期信息只能在局部范围内引起人们的兴趣，也只能用来理解和解决具体的问题。但是电报的发明使得运输和通信首次分离开来，电报技术产生了不受语境拘束的信息，几百千米外的故事忽然就变成了触手可及的信息，电报第一次把信息变成了商品，在此基础上报纸应运而生。摄影技术的诞生使得图像不只是文字的补充，更有取代的倾向，成为我们理解现实的主要手段。到了20世纪，无线电报、摄影技术等促成了广播时代的到来。而今天，个人计算机（包括移动手机，作者生活的年代还没有出现今天的智能手机）的出现将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信息的产生和流动速度空前提高，信息杂乱无章的出现，并不指向具体的人。
在技术垄断时期，一个典型的问题是，技术垄断的信息免疫机制是难以操作的机制。对于互联网上海量的信息，我们没有什么免疫机制，任凭算法推荐将我们带入信息的茧房之中，在过剩的信息中完全迷失。信息不再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朋友，而是变成失控的猛兽，将整个文化拖下水，这正是这个难以把握的世界的开端。
第五章 崩溃的防线
由此可见，给技术垄断下定义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抵御信息过剩的防御机制崩溃以后，社会遭遇的后果就是技术垄断。技术产生的信息压制了文化，某一种文化试图把技术作为工具传播自己，但事实证明，技术有自己偏爱的文化传播趋势，任何强加于此的文化终将失败。当我们无法界定什么信息是有意义或者无意义时，信息就成了混乱之源而不是秩序之源。我们只能跟着技术自身的趋势而走。
在技术统治时代，除了学校之外，家庭也是一个典型的信息控制系统。父母的作用就是要排除损害家庭宗旨的信息，由此界定了儿童的定义，这在作者的另一本书《童年的消逝》中已经有了很详细的讲解。当电视和互联网变成了孩童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孩子们获取信息的手段实际上就已经和大人们没有任何区别，也就是说失去信息控制的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童年的消逝”，当今人们所感叹的“早熟”，实际上就是这种结果的具体体现。
任何理论得到过多的信息支撑时，这些信息基本上就失去任何意义了。因为理论的功能就是过分的简约，以此来帮助人组织、掂量和排除信息。而当我们日复一日地获取着一些支撑这些理论的信息时，就是在做无谓的重复。因为我们只需要理解并使用的理论本身却给我们增加了过多不必要的时间浪费。
对于信奉《圣经》的人来说，《圣经》就是最好的信息防御机制，它告诉他们什么信息是有用的（如福音书），让他们避开了“有害的信息”，于是他们的行为就获得了意义，并且目的明确，而且他们相信自己的生命有了道德权威，并且有了意义。相反，如果一种文化的理论不给道德领域可以接收的信息提供指引，而放任信息自由流窜，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其视为技术垄断的文化。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技术垄断文化的挑战。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即“一切制度性灾难和压迫都是阶级冲突的产物，因为人的意识是由其物质处境决定的”。但是今天海量的信息似乎在向我们展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似乎过得相当事宜，许多美国政客确信可以用自由民主取代马克思主义。
在原有的防线崩溃后，要控制技术产生的信息，最终也只能求助于技术手段。一种最为重要的手段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在原则上是一种技术工作的协调机制，意在减少需要加工的信息量，排除细枝末节，只看要点来做出决策。官僚主义只有一个隐形假设：效率原则上是一切社会制度的目标，而它将为了达成效率不择手段地前进，而不考虑其他问题。这十分符合技术发展的气质，既然有能改进的点，有能提高效率的方法，那我们就应该去做。
但是，当官僚主义开始接管政治、社会和道德时，问题的严重性就会开始显现。官僚主义者往往不关注全局，他们只关心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官僚体制的运行效率。官僚主义者往往对全局知之甚少，但是却认为自己可以并且应该统治一切。
专家的角色就是专注于一个知识领域，筛选现有的知识，剔除与问题无关的知识，并利用剩下的知识来解决问题。但是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当技术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时，当我们并不需要考虑效率时，再继续套用这种方法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这多见于与人交往的场景。例如在育儿上是不会有专家的，那些所谓的专家只是得到了一些所谓的技术方法，能够帮助父母更“好”的培养孩子，但实际上他们可能改变不知道培养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做的只是让孩子在最少的时间内记住过多的东西。
技术垄断时代的人们希望反过来用技术手段来控制信息，但是实际上这种行为是行不通的，具体原因将在下一章中讲述。
第六章 机器意识形态：医疗技术垄断
本章主要考虑在医疗技术领域的技术垄断，由此揭示出技术垄断在一些方面的典型特征。
在技术垄断时代到来前的几千年里，医疗诊断的方式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在这个阶段医疗诊断的特征就是医生与患者直接交流，以患者的主诉作为诊断的基础，同时根据医生的询问和观察。这原因很简单，因为对于大部分疾病（尤其是内科），医生根本无从得知患者体内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也许中医有一些所谓的摸动脉的方法，但那也是大多数基于医生的经验判断。
最早发明的医疗器械（这么说并不准确，因为广义上的医疗器械甚至要早于文字的发明）是1816年法国医生雷奈克发明的听诊器。尽管这是个很简答的发明，却具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因为其具有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成为媒介，插在患者和医生中间的例子。自此，医生得到的不再是直接获得的信息，而是通过技术（听诊器）后的信息，尽管我们知道这实际上就是对原始信息进行简单处理（放大）后得到的信息，但是实际上这已经拉开了技术统治医疗乃至垄断的序幕。听诊器促成了两个重要观点：1.医学是研究疾病的，而不是研究病人的；2.病人所知不可靠，机器所知才是可靠的。听诊器把病人和疾病分隔开来（因为疾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依附于听诊器声音而存在的事物），并且把病人的主观倾诉拒之门外。在听诊器之后，医学稳步走上了几乎完全依靠技术的道路，1895年X光的发现以及在医疗上的应用更加证实了这一点。自此医疗诊断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其特征是医生通过医疗器械间接与患者的经验和身体交流。
但到了现代，情况又出现了大变化。随着医生们越来越多的使用技术，疏远了患者。而且另一个原因是，患者对于技术的信任程度也与日俱增，即使医生不使用技术，患者也会主动要求技术检测。不可否认的是，新技术拯救了不计其数的生命。但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点是，有多少使用新技术的人真正知道自己是否需要使用新技术呢。我举临终关怀来说，如果一个癌症晚期的人只能活一个月了，但是凭借着现代手段可以活四个月，但是这四个月将伴随着极大的痛苦。诚然，是否使用这些技术取决于我们自己，技术看上去只是给了我们其他的选项。但是当患者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时，那么技术就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老实说，对于医疗方面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对于本章部分内容以及我自己写的部分内容还是保持怀疑的态度，例如对于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的例子。不过，事实上我更感兴趣的是未来AI作为代替医生来治疗的角色出现时，我们能否更加清晰地看出这一路上医生是如何逐渐演变的。
第七章 机器意识形态：计算机技术垄断
在作者生活的年代，个人计算机刚开始普及，互联网也刚刚兴起，一切都处于萌芽之中，但是作者却可以凭借敏锐的目光捕捉到这一趋势，我是非常佩服。当然，在移动互联网已经普及的今天，作者所言更加值得我们深思。
在所有技术当中，计算机可以说是一种最为独特的存在。首先在于计算机技术的用途几乎数不清，计算机几乎可以用于现代社会的所有方面。而且计算机技术深深整合进了其它机器当中，也就是现在熟知的嵌入式。作者在书中统称计算机技术，实际上就是基于数字电路技术所衍生出来的一套庞大的机器运算体系。
在过去几十年里，计算机技术蓬勃发展，并且在曾经人类最自豪的领域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人类，到近几年chatgpt的横空出世，人们终于认识到，对于计算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是达不到的了。在这发展过程中，人们对计算机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人们相信，凡是计算机能够做的，计算机都应该去做。现在看来计算机还是我们的工具，但是当计算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当人工智能再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时，我们是否还能心安理得地自居主人，使用着这些“工具”呢？
麦卡锡说“我的恒温器有三种信念——这里太热，这里太冷，这里不冷不热刚刚好。”这句话实际上对“信念”下了一个新的定义，这里不再把信念看作人独有的心理活动，而是将其扩展。这一切的背后就体现出人们对于计算机技术最终是否能够达到人类智慧的怀疑。
老实说，也许是年代的不同，这一章作者对于计算机技术带来的垄断结果的描述我并不苟同。确实有垄断，但是我却更加趋向于作者在前作《娱乐至死》中所描绘的场景。当然，如果后面我有了新的体会，还会回来补充的。实际上这两章的内容都有些让我似懂非懂，但是下一章的内容却可以说是醍醐灌顶，打开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第八章 隐形的技术
什么是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似乎司空见惯，因为我们不止一次地在历史书或者其他书籍中看到这个名词，常被用于描述我们和西方国家的不同。意识形态是一个哲学范畴词汇，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也可以理解为对事物的理解、认知，它是一种对事物的感观思想，它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这是百度百科上的解释。事实上，语言才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纯粹到我们根本不会注意到他是一种意识形态。语言教导我们事物的名称，并且教导我们什么食物可以命名，教导我们把世界划分为主体和客体，指明什么是过程，什么是事物···例如，在英语语法中总是有行为的主语、表示主语行为的动词和接受行为的宾语（主谓宾），这样的语法结构带来的是一种咄咄逼人的世界观：事物互相推搡，并且经常相互攻击。
但事实上大多数人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语言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在是太司空见惯了，以至于我们根本不会察觉到自己的思维被语言所引导。诺贝尔奖得主利根川进曾建议道，他认为就科学研究而言，英语胜过日语，也就是说英语又一种日语不具备的意识形态偏向，用英语进行推理时更加符合科学的推理逻辑。
一个很简答的例子，一道同样的题目，出成选择题和填空题，那么明显选择题的难度要低，你可以把原因归结为选择题有提示，但是事实上对于完全不懂的人来说提示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里的提示我们可以视为一种偏向，它将我们向正确的方向指引。而且事实上即使是最简单的问题也是必然会有偏向的，一种问题如果换成不同的形式来提问，得到的答案可能截然不同，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问”我可以在学习的时候吃东西吗”和”我可以在吃东西的时候学习吗”，家长对于前者的回答是”不”而后者是”可以”。
我们总结一下技术的机制，那就是指引思路，生成思想，敬重旧观念、揭露事实或者掩盖事实。技术本身有其导向，这我们已经在前面有所论述，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提醒的是在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与技术一样的，却不被当作技术来看待的事物。语言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我们可能没有多少人会把语言当作一种技术，但他们的机制确实是一样的。除了语言之外，例如数字0也是一种最典型的技术，它以及整个阿拉伯数字的发明使得精密的数学成为可能，在熟悉了0的存在后，人们甚至不能想象没有0的世界该如何存在。
阿拉伯数字的发明无疑是伟大的成就，但是其带来的副作用也值得我们反思，那就是对于数字的滥用。在当今社会，似乎一切都可以被量化，我们相信科学可以给一切客观事物进行量化，而且在量化之后，我们可以设立一个标准，对这些数字进行排序，最终得出事物之间优劣程度的关系——很显然，还有什么比客观数字更好的标准吗？你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很多位，精确到不能再精确。这也在当今的教育体系中被极为广泛地运用，我们不用去问”什么样的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或者”教育应该如何培养学生”，我们消除了主观的问题，我们把标准放在各项考试的成绩当中去，坚信客观数字会为我们选出最好的学生，而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学生达到更好的客观数字。比考试成绩更为玄幻的就是智商测试，事实上，搞智商测试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测什么——又或许他们十分清楚，自己就是想骗点钱罢了。
技术垄断论寻求权威性的客观源头，表现的非常明显。它想把一切原先主观的评价变为客观的数字量化体系，这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数字崇拜，数字高的人就是比数字低的人好——正在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而不需要考虑这些数字背后所代表的含义是否真正有用。在美国，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民意检测，我们有很多人都填过所谓的调查温泉，也知道那些东西绝大多数都是屁话——一个问我开不开心，都可以分为十个等级，这样的民意调查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填些什么东西，到最后甚至都是乱写一通。并且事实上不同的提问方式得到的结果也会大不一样——但是并没有人会关心这些，人们只对结果感兴趣，而不是得到结果的方式。统计者会兴高采烈地发现55%对上45%的数据”有力的证明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事实上所有的民意检测都有一个假设：”意见”是人身上的一种东西，我们可以用问卷将其抽取出来。但事实上意见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把”意见”当作可以测量的事物时就已经歪曲了这个过程，意见事实上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不可能被所谓的”拿下来”。
数字就是这样一种隐形的技术，对数字的盲目崇拜注定会使我们无法看清楚一些东西，最典型的就是”人变成了可以用数字计算的人”。在欧洲大陆引入数字评价后，分数改变了整个教育体系的运作方式，激发了学生之间的激烈竞争，这也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景象。这些隐形的技术无所不在，又难以被人察觉，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思维。由此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技术从何而来，有何用处，最终驾驭它们而不是沦为奴隶。
第九章 唯科学主义
作为一名受过系统科学教育并且也看过不少社会科学书籍的人，你如果问我社会科学是不是一种科学，我确实会犹豫。诚然，社会科学被冠上了”科学”之名，并且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接近自然科学，但是对我来说，给我感觉到两者差距最大的地方就是，当你试图用社会科学所得出的某个结论来预测些什么时，例如人类未来的发展，什么时候会发生经济危机等，你所得到的答案往往是”NO”。
社会科学认为，人类可以通过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类行为。这一点本身其实并没有多大问题的，毕竟相比以往的一些简单观察，引入科学的方法能够使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一些现象。但问题在于结论上，当人们试图使用在社会科学中得到的某些结论时，他们往往四处碰壁。用哈耶克的话来说：”社会科学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贡献甚少。”
以上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的主要观念之一，也是构成唯科学主义的三个重要观念之一。也就是说唯科学主义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用于各个方面，并且像自然科学给我们带来的辉煌成就一样，在社会管理中给我们带来伟大的指引。这也可以概括为第二个观念，那就是社会科学生成的原理可以用来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
最后一个观念是，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这三个信念层层递进，互相纠缠，构成了唯科学主义，同时也构成了技术垄断论的基石。
要弄清楚唯科学主义到底是什么，我们首先必须理清楚科学的具体含义。”科学”这个词本来是用来描述物理学、化学以及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英国的哲学家奥克肖特将”过程”定义为自然界发生的事情，例如行星的运行，冰雪的消融，这些和人的智能没有关系的事件。他用”实践”来指代人的创造，是人的决策和行动的产物。传统的自然科学研究前者，而很显然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后者，”科学概念”的混用严重混淆了过程和实践的边界而且起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过程”都是严格按照一定规律运行的，有着很强的因果关系。但是对于后者来说，随机和无规律性才是常客。当然，建立在极大数量上的统计规律我相信应该是存在的，但是问题是在科学中我们可以随意运用无穷大，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往往找不到这种情况，所谓的结论的运用也就无从谈起，这一点让我想起了GPT大模型的训练，实际上这个训练方法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但是在样本数量很小的时候训练出来的结果一直都不尽人意。然而同样的训练方法，当使用上大规模的数据量来进行训练后，效果却有了质的飞跃。这让我不禁怀疑起很多社会学知识是否是一样的，只有从极大量的数据中才能窥见真相，但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获得如此巨大的训练量。
除此之外，对于科学家来说，他们研究的客体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中性的，科学家不必担心因为自己的观察让这些物体所遵循的规律突然”变化”了。当然不确定性原理向我们展示了自然界并不是不会”察觉”观测者的存在，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能从中总结出所谓的”测不准原理”。而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就比如你发现一个人年复一年地在晚上散步，当你准备做实验去跟着他，总结出他散步的规律时，他看见你就不想去散步了一样。
对于科学理论来说，理论的表述必须要允许人们用实验来证明它是否错误，如果不能通过检验，那么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论。但是，对于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理论来说，它是不能被证伪的，这并不是说那就是正确的，因为就像”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一样，不可证明，也不可证伪。或者就像一些小说中所描写的道理一样，例如”人需要有勇气”，你如果想证明这是错误的，你根本无从下手。社会科学就是这样，它看起来披着科学的外衣，得出的结论却是模棱两可的，乃至于平庸的——换句话说，事实上社会科学所做的就是将我们的日常生活用所谓的科学手段重新描述出来，但这并不是科学。科学从不得出平庸的结论，它从一开始就挑战人们的生活直觉，而社会科学却在总结我们的直觉。
这些所谓的科学手段，绝大多数都是数学统计方法，也许以前我只知道一个地区的人都很穷，但是现在我可以统计总人数，我可以计算平均收入和消费，我可以用上一切可以使用的数学工具，收集一切可以收集的数据——最终得出这个地区确实很穷的结论。这是科学吗？不，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使用数学工具，店员可以统计各个时间段的到店人数，校长可以统计每个校门各个时间段的人流量。在信息时代，似乎一切都可以变成海量的数据——而不用管收集的这些数据是否真的有用。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以科学家自称。
社会科学不是科学，但是它更像是一种介于科学和想象文学之间的东西（例如小说）。小说家们用自己的文字串起一个个故事，这些故事符合逻辑，唤起情感，讲述道理。而社会科学家们正是希望通过同样的方法，他们将过去和现在用自己的故事逻辑所串起，试图揭示未来，指引方向。但是同小说一样，即使小说中的主人公做出了一些选择，让我们觉得无比令人敬佩，非常正确，但遇到相同情况下，我们很可能还是不会做出小说中的选择——因为我们永远知道那是小说，哪怕小说把这个选择描绘的无比正确和符合逻辑。社会科学也是一样的，它用特定的逻辑向我们揭示着生活中可能早已经司空见惯的事物，然后启发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事物。但是我们永远不应该期待这些”科学”来指导我们。就如同爱因斯坦对弗洛伊德的作品所做出的评价一样，他承认弗洛伊德的作品具有开创意义，堪称典范的作品，但那只是因为他启发了人们的思绪，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具有什么科学价值。
但是悲哀的是，技术垄断论企图将唯科学主义推向一切。不过我们不应该屈服，去把一切社会问题交给所谓社会科学的专家们去研究解决，万万不可盲目的接受这一切。
第十章 符号大流失
在当今社会，传统符号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陨落，这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一个是符号，尤其是图像符号可以无限重复，但不是不可耗竭的。第二个就是符号使用的越频繁，符号的意义就越是削弱。耶和华曾经告诫不要设立任何它的塑像，因为具体的雕像会消弱符号本身的意义与威力，每天都见不到的上帝远比一个天天见的雕塑有魔力。而在当今网络时代，一切符号都能被无限复制并且传播，殊不知这也是在变相的削弱这些符号的力量。所以我也想在此提醒某些媒体，是否会因为过度宣传而起了反作用。
第十一章 爱心斗士
传统符号的消亡所带来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我们将会变得失去道德，变为技术垄断论的牺牲品，变得只会相信技术所创造出来的符号，而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视而不见——这样活着我也无法评价是否会好，但是如果我们就这样什么都不想地被卷入其中，我认为这才是我们这个文明最大的耻辱。
为了应对技术垄断带来的危险，作者提出了几条建议，至于是否有效，也像作者之前所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1）除非知道民意测验里设计的是什么问题并为何这样问，否则就不理睬民意测验；
（2）不接受效率是人际关系最优先目标的思想；
（3）摆脱对数字魔力的迷信，不把计算当作替代评判的充足根据，也不把精确的计算和真理画等号；
（4）不让心理学或任何“社会科学”占据优先的地位，不让它们排挤常识里的语言和思想；
（5）至少对所谓“进步”观念抱怀疑态度，不把信息和理解混为一谈；
（6）不认为老年人无关紧要；
（7）认真对待家庭忠诚和荣誉的意义，准备伸手去接触人时，期待他人也有同样的需要；
（8）认真对待宗教的宏大叙事，不相信科学是产生真理的唯一体系；
（9）理解神圣和世俗的差别，不会为了追求现代性而漠视传统；
（10）钦慕技术独创，但不认为技术代表了人类成就的最高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