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十八世纪末，技术统治论已经步入坦途，而十九世纪的一系列广为人知发明将开始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这些发明包括留声机和电报（19世纪30年代）、转轮印刷机（40年代）、打字机（60年代）、跨洋电缆（1866）、电话（1876）、电影和无线电报（1895）。19世纪人们发明了“发明”本身。在这时期人们产生了两个理念：一是如果某事能够做，那就应该做。另一个是我们不再将人视为上帝的子民，而是视为消费者，这无疑是技术进步的最佳动机。

在技术统治时代，各种技术的出现冲击了旧的社会体制，直至其瓦解，并在其上诞生了更适合各种技术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传统世界观却并没有完全消亡，原因十分简单，技术统治时代的公民知道，科学技术并不能给人提供生存的哲学依据，它们仍然只是我们用来完成各种工作的得力助手，所以他们仍然紧守着父辈们的哲学。尽管宗教所赖以生存的自然观已经坍塌，但人们仍然从中寻求生存的意义，他们仍然继续相信工具应当是自己的奴仆，而不是主人。这在今天可能更为明显，今天AI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冲击着各个领域——尤其是在不久前还被人们认为是只有人类才能做的领域，人们开始游行抗议AI，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技术不仅不再是人们的奴仆，甚至打算完全取代这些曾经的主人。

技术垄断兴起后，传统世界观完全消失，因为技术垄断清楚任何替代它的选择。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对此做出了精彩的描述，不断进步的技术有其自己的思想，它重新定义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和一切，并且清除任何其他选择。就在前几年，我们还认为AI不可能进入人类最宝贵的艺术创作领域，但是事实却证明，AI可以并且做的相当好，或许几年后我们对艺术创作的定义就将完全改变，原来的艺术创作者们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辅助AI创作的机器。

在几百年前的中国，人们可以知道，自己从出生到死去，社会基本上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尽管有，那也只是因为掌权者的改变带来的自然更替，换句话说社会完全在统治者的掌控之下，我们可以通过掌权者的想法知道社会的大致走向——掌权者的无能也是一种体现，起码我们能知道社会又要开始不安定，宫廷又会出现权力斗争。但是在今天却完全不一样。看似是统治者们在掌权这个社会，但是说实话没有任何人知道未来会是怎样的，我们完全被技术的发展拖着走，所谓的政策大多数是某些技术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后做出的反应。任何技术都能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

美国是第一个进入技术垄断时代的国家，他们的国民性也十分适合这种文化。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中明确提出管理的本质意义就是要解决劳动生产率最大化的问题，他认为人的批判并不稳妥可靠，因为其中主观性的内容太多。不能计量的东西要么不存在，要么没有价值。在量化的科学管理下，工人自己不必思考问题，而只需要按照按照工厂的标准去行动，而所谓工厂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技术能够最大化发挥的标准，本质就是技术自己“思考”出来的标准。

过去一百多年的学术研究冲击使得原有的信仰体系完全消亡，尼采宣布“上帝已死”，而达尔文的进化论更是给几千年的神学画上了句号。我们只剩下一个可以信任的东西，那就是技术。虽然我们不知道灵魂、天堂和神灵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飞机可以飞翔，抗生素可以治病，计算机能够毫不出错地完成任务——只有人会犯错。技术高歌猛进，传统信念贬值，这一切都将技术统治文化推进到了技术垄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