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时代的分类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例如石器时代、工业时代和钢铁时代等词汇从小就出现在我们的教材当中。清楚的分类可以清晰地体现出某些新事物的发现对于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同样，基于技术对人类文化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把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

一切工具使用文化的主要特征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发明工具的目的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解决物质生活里具体而紧迫的问题（例如风车用来提水灌溉、碾磨谷物），二是为艺术、政治、神话、仪式和宗教等符号世界服务（例如教堂）。这两种工具的共同特点都是并不会侵害它们所进入文化的尊严和完整性。这些工具顺应发明者的思想，只为了发明者的目的而工作，它们不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导向，而是遵循着发明者的意愿而工作。当然也有极少数工具会影响着人们的信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武士刀，围绕着武士刀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武士道精神理念。但是，这些工具并不会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它们所象征的精神都是人为规定，完全处于社会体制或宗教体制的管束的。武士刀自己不会让武士们起来反抗封建君主，要怎么做还是完全依赖于使用者的自由想法。这也是工具使用文化的社会的共同点。

西方技术统治文化始于中世纪的欧洲，那时出现了三大发明：机械时钟，古登堡印刷机以及望远镜。机械时钟始于修道院，本来是修士们为了确定每天敲钟的具体时间而发明的，但是修士们没想到的是这项发明最终却改变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现在需要根据时钟的时间同步进行起居修炼。到了1370年，查理五世让全巴黎市民根据皇宫的钟表时间来调整自己的作息生活。人们发现统一的钟表时间对于商业活动有着绝佳的好处。最后，本来被发明用于服务上帝的发明证明它自己本身更加偏爱金钱。

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以及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当然，第谷和开普勒也没有望远镜，但是第谷自己创造的天文观测仪器也能观测到相当好的结果）都对中世纪的欧洲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讽刺的是，无论是古登堡还是伽利略，他们本人都无意造成这种冲击，甚至会反对这种冲击。哥白尼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这一辈子只出版过一本书，那就是《天体运行论》。事实上哥白尼本人并不怕教会的惩罚，并且这本书在出版后几乎没受到教会的任何处分，这可能是因为哥白尼本人应该根本没想过要和教会对抗什么，他本人并不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会瓦解神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开普勒则更进一步。他虽然在科学上提出了开普勒三大定律，为后来的万有引力定律和整个物理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但是其本人却还是一个典型的中世纪人。但是有一点例外：开普勒认为神学和科学应该加以区隔，“我尊重教士，但是我在哲学上证明，地球是球体，有两极，在宇宙中小得微不足道，在众多的星球之中快速漫游。”

开普勒的观点提出了技术统治论的基石：区分道德价值和思想价值。开普勒本人是路德教徒，在他被罗马教廷赶出教门后仍然真诚地信仰着上帝，他把太阳作为圣父和造物主的象征。但是虽然他本人也对计算得出的椭圆形轨道很不满意，但是他仍然不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修改自己得出的结果。这也体现了科学和神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将这种矛盾更为清晰地表现出来的人是伽利略。伽利略发明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文望远镜，而他所观测到的结果将成为整个神学的痛苦不安之源。伽利略虽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明确对《圣经》表示异议，认为教士没有资格对自然现象发表意见。

伽利略1642年去世，这一年艾萨克·牛顿出生。虽然牛顿本人更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牛顿所点燃的名为现代科学的火焰却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燃烧了整个旧世界。他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但是他们所构建的科学全部只关乎真理，而不关乎权力。他们本人是工具使用文化时代的人，但是他们却为技术统治论奠定了基础。

培根可以说是技术统治时代的第一人，尽管他本人几乎没有从事任何科学领域的研究，他提出的一系列科学的方法却比任何人更接近现代。他十分明确技术对于文化的影响，在《新工具》中提出了经验主义的哲学方法，他要论证建立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上的科学归纳法才是我们认识世界最好的工具。培根十分重视发明对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并且提出了很多促进科学和发明的主张，他的很多主张在今天已经成为了科学事业的基石。培根是技术统治时代的第一位学者，但是许多人加入他的行列还要等待很长的时间。但是趋势一旦形成，就再也不可逆转，人们逐渐形成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理念，作为知识结晶的各种发明创造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相信教会力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走上了技术统治论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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